百年前的“不婚”：婚姻使社會無光明，家庭使人人不平等
                          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
      一位親歷五四運動的人曾這樣回憶：“中國青年思想，以‘五四運動’前后變動得最厲害。那時的青年，大家嚷著反對家庭，反對宗教，反對舊道德、舊習慣，打破一切的舊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曾看見一個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喚做‘他你我’。后來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偕了一個剪發(fā)女青年，我問她：‘你貴姓？’她瞪著眼看了我一會，嚷著說：‘我是沒有姓的！’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的，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認你是父親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一個世紀以后，有關婚姻和家庭的討論在公共議題中仍然被頻頻提起，“愛情的墳墓”、“育兒壓力”等都造成了當代年輕人恐婚甚至選擇不婚的原因。而在五四青年對家庭體系的思考中，家庭不僅是對個人發(fā)展的桎梏，也是建造新社會的藩籬。因為 被 新文化運動喚醒的個人意識戰(zhàn)勝了傳統(tǒng)的人生觀，反抗性的家庭革命變成了實現(xiàn)自我、創(chuàng)造理想新世界的手段。家庭革命 在中西 文化沖突語境 下 成為五四青年不斷追尋人生意義和秩序的一種努力。
      但值得當代青年關注與反思的是，在五四的家庭革命前進過程中，革命者重置個人與家庭、家國與天下的積極嘗試逐漸步入歧途，家、國、天下的鏈條脫鉤。 “以'造社會'為起點的家庭革命卻滑向了可能造成社會消亡的另一級”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歷程曾在 《家庭革命 》一書中被這樣總結。
      事實上，家庭革命尚未走到終點，雖然一個世紀相隔的兩代青年對社會范疇的反思與個人私情的考量，在“不婚”這一命題中所占比例并不相同，但五四的家庭體系改革思潮持續(xù)影響并依然塑造著當代中國的社會走向，在這種語境下，我們或許應從《家庭革命》中尋找前人的思想經(jīng)驗以避免再次落入虛空的歧途之中。
      面對西潮的沖擊，中國士人在不斷地糾結和掙扎中，一面激烈質疑傳統(tǒng)，一面開始收拾外來學理。與此同時，有意無意之間又結合散亂零落的傳統(tǒng)因素，試圖重整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 其間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是“國家”的興起，進入民國之后，又有所謂重造社會的沖動。 一些人進而反思人與人的基本關系，甚至考慮是堅持還是重構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模式。
      那時的一些讀書人對萬國紛爭的現(xiàn)實世界并不滿意，轉而設想一個無國無家的理想世界，在此新的社會政治秩序中取消家庭，進而由公產(chǎn)、公育、公養(yǎng)、公恤等社會制度來履行原本由家庭承擔的責任。他們的愿景雖不盡一致，但其對象均指向家庭，沖擊了家庭這一社會體制的穩(wěn)固性。這類以廢婚毀家為表征的思考和言說，大體是近代中國“家庭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一般也將其納入這一范圍進行探討。
      一些自幼浸潤在儒家經(jīng)典中、本應視家庭為正面建制的士人，轉而攻擊家庭倫理，視家庭為桎梏，期望建設一個無婚姻、無家庭的社會。這種對儒家倫理的自我否定，是中國文化危機的重要表現(xiàn)，而那些改組或取消家庭的設想，則代表了危機中的讀書人不斷追尋人生意義和秩序的一種努力。或可以說，包括廢婚毀家思路的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國思想激進的讀書人在中西競爭的語境下，重置個人與家庭、國家與天下的一種嘗試。
      辛亥鼎革后，無家的夢想并未中斷，在民初繼續(xù)縈繞在革命者心中。然而，在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上，家庭作為社會的基石，是人種綿延、道德教化以及社會制度的一個基本單位。在中國，兩千多年里以孝悌為倫理核心，看重家庭幾乎帶有宗教意味。在西方，家庭一向是最受關注和保護的社會建制。以美國為例，家庭價值（family value）在美國政治論說中占據(jù)了重要的位置，是美國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中國家庭革命的言說，顯然與這樣的中西傳統(tǒng)背道而馳。

         01
      想象一個無家庭的未來
      盡管廢家的言說更多表現(xiàn)為負面的批判和更改，但實際上 集破壞性與建設性于一體。早在1880年代，康有為就突破倫常的范圍來反思基本的父子、夫婦關系。
      康氏主張，小孩由“官為設嬰堂以養(yǎng)育之”，且“父母不得責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責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權”，而夫婦關系以兩性相悅則合、不合則分離為原則。
      他實際已在嘗試解除父母與子女的互相依賴與照顧的關系，進而構建一個去家庭化的大同世界。在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思想中，康有為是廢棄人類基本倫理的先聲。1902年，流亡于印度大吉嶺的康有為重拾自己曾經(jīng)中斷的烏托邦思想，并構建了詳盡的廢婚毀家的大同世界。這個世界的核心特點包括“毀滅家族”“男女同棲，當立期限”。
      不久之后，蔡元培則想象了六十年后的理想社會：“沒有父子的名目，小的統(tǒng)統(tǒng)有人教他；老的統(tǒng)統(tǒng)有人養(yǎng)他；病的統(tǒng)統(tǒng)有人醫(yī)他。沒有夫婦的名目，兩個人合意了，光明正大的在公園里訂定，應著時候到配偶室去，并沒有男子狎娼、婦人偷漢這種暗昧事情?！?br />       約二十年后，蔡元培仍“確信將來的社會，一定是很自由，很平等；一切人與人的關系，都有極正當、極經(jīng)濟的方法；不要再有現(xiàn)在家庭等等煩瑣的組織”。
      李石曾所憧憬的理想社會則是：“有男女之聚會，而無家庭之成立；有父子之遺傳，而無父子之名義?！?br />       他認為自己所號召的家庭革命、圣賢革命和綱紀革命都有助于人道進化。換言之，若能廢除婚姻、毀滅家庭，則能使人道之幸福進入完美階段。李石曾是清末虛無主義刊物《新世紀》的編者，該刊的作者群基本分享了廢婚毀家的社會政治理想。
      欲天下為公，就要打破國界、種界、人我之界。以慈孝為核心的家庭倫理，自此變成“私”的象征。公的博愛與私的慈孝在人們心目中地位的升降，反映出讀書人對家庭態(tài)度的轉變。本與家庭制度不沖突的“自由、平等、博愛”，在近代中國卻對普遍性的家庭制度造成了根本性的沖擊。 在去私存公、追求大同的語境中，私情、私心、私產(chǎn)相繼為人所詬病。正面的公與負面的私使得破家以去私的主張更有說服力。
      與消除種族、國家的邊界類似，人們期待消除家庭造成的自家人與陌生人的區(qū)別，而實現(xiàn)絕對的平等。鞠普就說：“自有家而傳其世職，受其遺產(chǎn)，于是階級分矣。自有家而農(nóng)之子恒為農(nóng)，士之子恒為士，于是智愚判矣。種種不平之生，皆起于有家也。”因此，“必家毀而后平等可期”。
      褚民誼也指出：“欲破親疏之習慣，必自破家族始。欲破家族，必自廢婚姻始。婚姻既廢，家族不得成，始人各無自私自利心。無親無疏，互相扶助，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別，只有朋友之愛，愛以是為博?！?br />       旨在消除差別的平等，意味著只有打破親疏、地域、種族的邊界，才能真正實現(xiàn)遠近大小若一。 極端的、無拘無束的自由愿景讓強調(diào)互相依賴、講求責任的家庭怦然解體。 概言之，想象一個無家庭的未來，既是對眼前中國和當時世界的抗拒，又寄托著對未來的企盼。他們精心安排出的無家庭人生，是一個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大公無私的世界，看起來十分迷人。為了這樣一個美好未來，廢除問題叢生的家庭似乎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其實充滿了感性的玄想。
      在廢家的設想中，首當其沖的是婚姻制度。震述就在《天義·衡報》上對中國的禮法婚姻、西方的宗教婚姻、法律婚姻表示不滿，并宣稱，
“欲圖男女自由之幸福，則一切婚姻必由感情結合”，進而實現(xiàn)“一般男女不為金錢所束縛，依相互之感情，以行自由結合”。
      鞠普也認為，無論任何婚制（一夫多妻、多夫一妻、一夫一妻）都是違反男女之“義”，即男女相悅即相合的原則。若“欲人群進，愛情普，必自廢婚姻始，必自男女雜交始”。民初的心社社員宣稱，婚姻的永久性質與人情無永久不變之理相抵牾。若無情的婚姻為“惡法律、偽道德”束縛，“社會遂無光明和樂之幸?！?。故他們主張，“欲社會之美善，必自廢絕婚姻制度實行戀愛自由始”。
      作為社會制度，婚姻與家庭自然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其中最首要的就是滿足家庭成員日常生活的需要。康有為觀察到，一家之中總有生養(yǎng)、疾病、衣食的需要，而貧窮之人往往無力給孩子醫(yī)藥、飲食、教育，目睹種種家庭不幸，強化了康有為廢除家庭的想法。 將家庭責任視作負擔的連鎖反應，則是主動將本屬家庭承擔的責任委諸社會。欲求人生幸福快樂的時風，也促使時人反思能否建立一種新型的社會，包辦原本由家庭承擔的責任。
      
      整體地說，在未來的新社會里，每一個體出生之后即脫離母親，通過從育嬰院到大學院的培養(yǎng)成為一個合格的勞動者。在中年，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來貢獻社會。步入晚年，每個人都由社會公立機構養(yǎng)老送終。生育、生產(chǎn)和生活都徹底地社會化，人們似乎只有快樂而無痛苦，只有享樂之權利而無奉養(yǎng)之責任。在這烏托邦里，每一個體享受著醇酒美食，自由又奮發(fā)地工作；男女光明正大且無所顧忌地自由戀愛，擁有精神和物質方面的一切幸福。
      概言之，這些思想激進的讀書人在全面否定現(xiàn)存制度的心態(tài)下，以絕對的平等、極端的自由打破基本的生活單元，期待實現(xiàn)生育、生活、生產(chǎn)徹底社會化、集體化。他們試圖從根本上改變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生命歷程，憑空想象出一個超越一般人生經(jīng)驗、異于過去與現(xiàn)在的無婚姻、無家庭的未來。 這一理想世界的構想，突破了傳統(tǒng)建構在人禽、男女、親疏之別基礎上的倫理規(guī)范和價值取向，旨在建構個人與家庭、鄉(xiāng)土、國家脫鉤的無國無家的認同。這不僅嚴重沖擊了傳統(tǒng)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石和儒家道德系統(tǒng)的中堅，與彼時西方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理想也截然相反。
      盡管家庭革命的思想資源更多是外來的，但對于當時的大多數(shù)西方人來說，廢婚毀家的主張是不可思議的。而處于天崩地裂心境之中的一些中國讀書人，卻相信可以通過自己的意志來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這表明看似破壞性的家庭革命，實際也兼具構建未來社會的努力。一方面，否定婚姻和家庭意味著對現(xiàn)實世界的全面否定；另一方面，他們也相信可以靠著人的意志與力量，特別是政治的力量構建一個超越于傳統(tǒng)中國和現(xiàn)代西方，幾乎至善完美的未來理想世界。這樣的主張在異時和異地雖不能說沒有，卻并不多見，從一個側面揭示出近代中國那超越古今中西的變異特性。 廢婚毀家雖然是面向未來的想象，但這類“建構的未來”也傳遞了時人的關切、期待或渴望。家庭制度既不在未來世界中，則其現(xiàn)實存在的合理性也自然削弱了幾分。因此，無家庭的理想雖時隱時現(xiàn)，但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改變著現(xiàn)實中的言說與行動。它對社會的沖擊不能被忽視或輕視，而其與近代中國政治、社會走向的關聯(lián)，也值得進一步的厘清與重建。廢家最核心的沖擊恰恰是取消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而這對于重視孝道的中國社會而言，不可謂不是一場巨變。

              02
      構建一個無家庭的理想社會
      隨著傳統(tǒng)家、國、天下鏈條的解體，西方的“社會”觀念引起了近代中國人的注意。經(jīng)歷了從群到社會的更迭后，清末“破壞舊惡之社會，另造新美者”或許恰是后來社會改造的先聲。民初，就有時人夢想著“造成博愛之社會，合全世界為一大家庭，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有養(yǎng)”的世界。家庭在儒家傳統(tǒng)中本是被推崇的核心制度，而此時卻成為被否定的對象，甚至成為社會進化的障礙，蓋“社會者，當以個人為單純之分子者也。自有家族，則以家為社會之單位。個人對于社會，不知有直接應負之責任，而惟私于其家。人人皆私其家，則社會之進化遂為之停滯”。 而“國家”作為偶像的坍塌又刺激了五四前后的新青年對政治以外的文化和社會的興趣。傅斯年就曾思考怎樣將無機體的群眾轉變?yōu)橛袡C體的社會，他最終的目標是要把“以前的加入世界團體是國家的”，改變成“以后要是社會的”加入世界。
      與五四運動的主題從政治、文化問題轉向社會問題的勢頭互相激蕩，“世界民”的想象逐漸轉變?yōu)槲逅臅r代新青年常說的“社會之一分子”。所謂的做“社會之一分子”的意味，大抵就像每個人都直接面對上帝一樣，實現(xiàn)每個人都直接面向社會。為了這一理想，首先就是要打破家庭。家庭革命者認為家庭是造成人類不平等的原因，只有打破家庭才能實現(xiàn)人人平等。換言之，這個理想社會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而是以個人為單位，個人不再承擔家庭責任，而要對社會整體盡責任。 在這個由陌生人組成的社會里，曾經(jīng)由家庭承擔的責任轉而由公立機構所取代。 這種極端社會化的傾向，塑造了不少時人對個體與群體的認識。五四后，家庭革命進一步轉變?yōu)闃嫿ㄒ环N具體的、全新的社會模式。
      為了理想社會而打破家庭，意味著新青年對個體的社會化能力有著極端理想主義的樂觀。在思想革命的氛圍之下，為了打造新社會而實行家庭革命的傾向為青年提供了新的視角。較早康有為就設想，廢除姓氏之后，人的命名應該以所生之人本院所在之位置、院室名稱命名，即某度、某院、某室、某日。
      
      一位親歷五四運動的人曾這樣回憶：“中國青年思想，以‘五四運動’前后變動得最厲害。那時的青年，大家嚷著反對家庭，反對宗教，反對舊道德、舊習慣，打破一切的舊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曾看見一個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喚做‘他你我’。后來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偕了一個剪發(fā)女青年，我問她：‘你貴姓？’她瞪著眼看了我一會，嚷著說：‘我是沒有姓的！’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的，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認你是父親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br />       那時的新青年思想解放之程度，或許遠遠超過今人的想象，而他們反家庭的傾向進一步打造了他們對理想社會的構建。家庭本來意味著養(yǎng)老、育幼的責任邊界，然而在家、國、天下的鏈條崩潰后，便形成了孤立和原子化的個人?？紤]年幼和年老時人類并不能獨立存活，原本由家庭承擔的養(yǎng)老育幼的責任便轉移到社會手中。施存統(tǒng)從新文化人那里繼承了非孝的主張，轉手將其推演到廢除父母子女，希望借全社會的力量照顧老幼。當面對垂死的母親，施存統(tǒng)覺悟到：“我母已無可救，我不能不救將成我母這樣的人！”他希望建立“沒有父母子女的關系，則無論何人都一樣親愛，生死病痛，都隨時隨地有人照料，不必千百里外的人趕回去做”。戴季陶就篤定舊倫理依賴的社會基礎已經(jīng)不復存在，而理想的新倫理即“共作、共養(yǎng)、共濟、共愛、共樂、共治”。就親子關系而言，“我們不是不應該對父母盡孝，……我們只有‘老全社會的老’，就是合全社會的力量養(yǎng)全社會的老”。這恐怕是對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突破性解釋。家庭革命的號召者恰恰要突破人我之別，以期打破親疏遠近的社會格局。
      教養(yǎng)子女的問題也體現(xiàn)同樣的傾向。李大釗宣稱：“義務教育、兒童公育等制度推行日廣，親子關系日趨薄弱，這種小家庭制度，也離崩壞的運命不遠了?！币虼?，一方面需要女子解放，使之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解決兒童問題。他說：“一個人生下一個孩子，不必管他是誰底種子，反正是社會上一個‘人秧子’，就抱給公家去扶養(yǎng)。”北大學生羅敦偉認為家庭“實無存在的價值”，他曾設想社會上養(yǎng)老院、兒童公育所、孕婦保護會和公共食堂等必要的設備建設完成后，家庭將消亡。
      仔細分析這些觀點，家庭革命者并不是不愿意照顧父母和子女，而是提倡一種新的養(yǎng)老育幼的社會模式。林振聲就明確說：“我們提倡改革，并不是將父母子女拋棄不管；乃是說不因父母子女的原故，埋沒性靈，喪失人格；必當要有獨立的精神，養(yǎng)成‘一視同仁’的良心，無‘爾詐我虞’的情事，為社會盡一分子的義務。使社會不虛有此人，父母不枉有此子。并且救止現(xiàn)在的紛爭，謀將來的和平。這樣一來，恐怕不只養(yǎng)一家的父母子女，實在是養(yǎng)全國的父母子女了，決對沒有拋棄的話?！?br />       換言之，新文化人打破了孝道的迷信地位，從舊家庭中解放出來的青年則設想著老年公養(yǎng)、兒童公育的社會。 他們向往的是打破親疏、打破家庭，從全社會、全人類的角度來思考養(yǎng)老、育幼的責任，其實是架空了家庭的責任和主體性。張東蓀指出“一旦實行共產(chǎn)制度，兒童公育與老年公養(yǎng)，則父子之間完全是情的關系，便沒有權力義務的關系”。這樣“家庭所有的弊病都可免除”。
      羅家倫深信，為了實現(xiàn)婦女解放、支持女子從事職業(yè)，就要實行兒童公育——區(qū)分生育與養(yǎng)育，將養(yǎng)育的部分劃歸社會。向警予宣稱：“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終不會解放的?！笔紫?，“生育的事，是一般女子所必不可免的，而亦必不能免的”，然而“家庭既主張破除，兒童更不能不組織公育”，“女子脫然一身，無所牽累，在社會工作的時間，自然增加，而社會的生產(chǎn)額，自然也同時增加”；其次，兒童公育可以“減少社會消費額”，蓋“兒童公育，人力財力，確要經(jīng)濟些”；最后，可以增高兒童的幸福，蓋“我國兒童都是這些無識無知的婦女保抱長養(yǎng)的，真可憐極了”。
      繆伯英也曾呼應：“家庭是女子的包辦物；破壞社會組織的惟一障礙碑。家庭一天存在，女子一天不能自由，經(jīng)濟一天不能獨立，人格一天不能恢復。換而言之，家庭就是女子身體的監(jiān)獄；精神的墳墓?！?br />       當家庭從保護性的社會組織變成革命者眼中壓制性的存在， 那么從弱者——包括婦女和孩子的角度出發(fā)，廢除家庭制度從邏輯上講的確是對被壓迫者的解放。
      易家鉞曾宣稱：“家族制度，就是把家作本位。人是家的附屬品，婦女是男子的附屬品，子女是父母的附屬品?！彼嘈盼磥砩鐣]有家庭。
      蓋家庭制度是束縛婦女的鐵枷，是人類的公敵。費哲民就觀察到，那爭婦人人格的女權運動表明人們恨不得立刻推翻這樣的專制家庭，而做“自由的新婦女”。不過，若從家庭作為保護性存在的這一角度出發(fā)，弱者、幼者實際上可能因家庭革命而喪失了這個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保障。而 家庭的保護性面向常常為家庭革命者和后來的研究者所忽略。

                    03
      拿什么來凝聚社會？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當人們將養(yǎng)老、育幼等原本屬于家庭的基本職能交給社會，不啻使社會變成一個家庭，后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說法恐怕就是家庭革命跨越時空的再現(xiàn)。問題是原來的人群組織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而家庭是以血緣、情感為聯(lián)系紐帶；當個體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后，這個社會靠什么凝聚起來呢？后五四時代的青年青睞各式各樣的“主義”，包括三民主義、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爸髁x”不僅賦予個體生命的意義，也為群體找到奮斗的目標，扮演凝聚社會的角色。
      后五四時代一個明顯的傾向是反對資本主義，以為社會主義是“自由的、平等的、博愛的、互助的、平和的、安樂的”鮮花，是“理想中一種最好的制度”。而這種社會主義又恰恰以否定家庭為特色。
      易家鉞宣稱：“社會主義的社會下，沒有家庭；”不過，社會主義者也并非支持個人主義，蓋個人主義“重個人而輕社會”，而社會主義是“極端主張擴張社會的權能，在保全個人的自由上極力重視秩序，限制個人在社會中的搗亂行為”。
      易氏認為，“社會主義就富有利他的精神，故欲求社會的進步，非有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可”，“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在廢止私有財產(chǎn)，實行財產(chǎn)的公有，以社會的共動代個人的自由競爭，依此而除去橫亙社會根底上的不公平與不調(diào)和，自然不能不歸到撲滅家族制度的結論”。如果說社會主義象征著“公”，那么家庭便象征著“私”； 如果社會主義能夠扮演一種凝聚群體的角色，那么丟棄家庭這個負面的社會建制便是邏輯的選擇。
      他的同學朱謙之比他走得更遠。
      朱謙之主張“家庭非廢除不可，因為家庭是婦女解放的障礙物，要是家庭不革命，那末異性的戀愛，也不能自由，我們最恨的是那卑鄙沒趣的家庭生活，是那矯揉造作的婚姻制度，我們赤裸裸的旗幟是‘Free love’兩字，對于家庭的‘天羅地網(wǎng)’，自然要打破他了”。
      后來，北大教授張競生也提議說，美的社會組織法以“情人制”取代婚姻制度，蓋“自有婚姻制，遂生出了無數(shù)怨偶的家庭，其惡劣的不是夫凌虐妻，便是妻凌虐夫，其良善的，也不過得了狹窄的家庭生活而已”。而情人制的推廣，“必能使家人的相待，朋友的相交，不相識的相視，皆有一種情人狀態(tài)的表現(xiàn)”。他認為其他社會制度的改組以便“扶助情人制的發(fā)長”，其中就包括外婚制度。與傳統(tǒng)社會強調(diào)女性作為女兒、妻子、母親、媳婦的角色不同，美的社會是以情愛、美趣、犧牲精神為主，而這恰恰建立在將女子轉變?yōu)椤扒槿恕?、“美人”和“女英雄”的基礎上。

      
                 《性史1926》，張競生 著

      到1923年，江亢虎具體探討了“無家庭主義”存在的條件：其一，戀愛自由，蓋“無家庭主義主張雙方完全自由”，就動機而言，“必為雙方純粹同意之結合，方無背于新道德也”；其二，生計獨立，“若能經(jīng)濟獨立，才有真正之平等自由，完全由生理與心理之要求，而無銅臭味存乎其間”；其三，教養(yǎng)公共，蓋“既無家庭，則父母及子女之關系絕少，情漸疏薄，故子女生后，即送至地方公共機關撫養(yǎng)；而父母年老不能工作時，則送入養(yǎng)老院以竟其余生”；其四，遺產(chǎn)廢除，蓋“無家庭之后，遺產(chǎn)自可隨之消滅”，而“遺產(chǎn)之廢除，可說是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無家庭主義共同原則”。只有在四個條件同時具備時，無家庭主義方可實行。他也意識到無家庭主義大抵為“主張社會主義者及信仰社會主義者”所分享的思想觀念。換言之，主義既是國家與民族的，也是人生觀與日常生活領域的。 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主義”成了解釋人生、凝聚社會、指明國家社會發(fā)展方向的法寶，而家庭進一步喪失了其原本的功能和價值。
      簡言之，家庭革命者以主義而不是血緣和親情來凝聚社會。試圖通過家庭革命建立一個公正、完美的理想社會，影響了青年人的政治選擇，深刻地塑造了近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走向。從心理層面，家庭革命不僅賦予中國革命之后的社會重建以道德意義，而且為政治激進化鋪平了道路。一波一波的青年輕易接受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強調(diào)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家庭。政府像父母一樣負責每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方方面面。這一理想社會可以說是一個廢除了家庭的全新的人類組織。 實際上，這樣的社會雖名存而實已亡，原因在于社會的多樣性和活力被主義的統(tǒng)一性所取代。具有吊詭意味的是，以“造社會”為起點的家庭革命卻走向了可能造成社會消亡的另一極，其間的曲折尤其值得反思。
      本文節(jié)選自
      
                       編輯：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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