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日，今年考期受疫情影響推遲了一個月，使高考這件事本身更成為2020屆高三生特有的經(jīng)歷。高考，作為“硬仗”“獨木橋”“分水嶺”，催生并承載著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里無數(shù)或悲或喜的故事，親人的奉獻、年少的愛戀、對夢想的追逐、對城市的向往，個體繽紛多姿的碎片從此刻開始碰撞交織，許多人的命運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改變了。
      今天，我們整理了參加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高考的名作家經(jīng)歷。那些年他們的夢想和現(xiàn)實、心情與狀態(tài)、得或失，無不代言著我們每一個人——麥家高考發(fā)燒，但能”超常”發(fā)揮；格非模擬考拿全市第二，考前卻也想過退縮；王小波直言愛做數(shù)學題，但背東西就困；閻連科把作文認真寫滿五頁紙；阿乙吃豬心、喝補腦汁……

      70年代的高考：路遙、余華、王小波

      路遙：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實感內(nèi)疚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學的暑假期間，延川縣的招生考點設在延川中學——路遙的母校。參加考試的近1000名報考者中，北京插隊的知青占了很大比例。（1973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對推薦和選拔工農(nóng)兵上大學的規(guī)定進行了修訂，并著重增加政治、語文、數(shù)學、理化四科的書面文化考試。相當于有限地恢復了高考。但是隨后卻由于張鐵生白卷事件而被否定，考試成績只作為參考，仍采取推薦制招生。編者注）

      考試兩天，一共考了三門——語文、政治一張卷子，寫一篇批判文章；數(shù)學一門；理化一門。在理化試卷的卷面上，路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本人由于職業(yè)和工作的關系，7年未能復習化學，只在考試前翻了一下書，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實感內(nèi)疚，如果復習時間放長一點的話，還可以做出的……”

      延川縣招生辦不久公布了考試成績，王路遙的語政分數(shù)是83分，數(shù)學分數(shù)是22分，理化分數(shù)是30分，平均分數(shù)：45分。

                （摘選自張艷茜《平凡的世界里的路遙》之《艱難上大學》）

      余華：不管能否考上，先填了志愿再說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畢業(yè)的，剛好遇上了恢復高考。當時我們心里都準備著過了秋天以后就要去農(nóng)村插隊落戶，突然來消息說應屆高中畢業(yè)生也可以考大學，于是大家一片高興，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農(nóng)村了。
      
               1977年恢復高考老照片
      我們這一屆學生都是在“文革”開始那一年進入小學的，“文革”結束那一年高中畢業(yè)，所以我們沒有認真學習過。我記得自己在中學的時候，經(jīng)常分不清上課鈴聲和下課的鈴聲，我經(jīng)常是在下課鈴聲響起來時，夾著課本去上課，結果看到下課的同學從教室里涌了出來。
      四年的中學，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到了高考復習的時候，我們很多同學仍然認真不起來，雖然都想考上大學，可是壞習慣一下子改不過來。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來，我們整個海鹽縣只錄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應屆生只有幾名。
      我記得當時在高考前就填寫志愿了，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填寫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成為當時的笑話。不過那時候大家對大學確實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學都填寫了北大和清華，或者復旦、南開這樣的名牌大學，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說，我們都不知道填志愿對自己能否被錄取是很重要的，以為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學校的大門口掛上了橫幅，上面寫著: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寫著這八個字，兩種準備就是錄取和落榜。一顆紅心就是說在祖國的任何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我們那時候確實都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就是被錄取，可是后來才發(fā)現(xiàn)我們其實做了后一種的準備，我們都落榜了。
      
             寫著”一顆紅心 兩種準備“的準考證
       高考分數(shù)下來的那一天，我和兩個同學在街上玩，我們的老師叫住我們，聲音有些激動，他說高考分數(shù)下來了。于是我們也不由地激動起來，然后我們的老師說：你們都落榜了。

       就這樣，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中，只有三個人被錄取了。

      后來我就沒有再報考大學，先在衛(wèi)生學校學習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鎮(zhèn)上的衛(wèi)生院，當上了一名牙醫(yī)。我們的衛(wèi)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閑的時候，我就站到窗口，看著外面的大街，有時候會呆呆地看上一二個小時。后來有一天，我在看著大街的時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涼，我想到自己將會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我突然感到?jīng)]有了前途。就是這一刻，我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一生應該怎么辦？我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于是我開始寫小說了。

                       （摘選自余華《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王小波：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1978年我去考大學。在此之前，我只上過一年中學，還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勸我說：你毫無基礎，最好還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聽，去考了理科，結果考上了。

      我對事情實際的一面比較感興趣：如果你說的是種狀態(tài)，我馬上就能明白是怎樣一種情形；如果你說的是種過程，我也馬上能理解照你說的，前因如何，后果則會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記住。因此，數(shù)理化對我來說，還是相對好懂的。最要命的是這類問題：一件事，它有什么樣的名分，應該怎樣把它納入名義的體系——或者說，對它該用什么樣的提法。眾所周知，提法總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這個。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說，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覺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順了，事也成了，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王小波

      現(xiàn)在回想起來，幸虧我沒去考文科——幸虧我還有這么點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話，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當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當了得。有位仁兄準備功課時是這樣的：十冬臘月，他穿著件小棉襖，籠著手在外面溜達，弓著個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個跳大神的老太婆。你從旁邊經(jīng)過時，叫住他說：來，考你一考。他才把手從袖子里掏出來，袖子里還有高考復習材料，他把這東西遞給你。不管你問哪道題，他先告訴你答案在第幾頁，第幾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樣背起來，在句尾斷下來，告訴你這里是逗號還是句號。當然，他背的一個字都不錯，連標點都不會錯。這位仁兄最后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進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學——對這種背功，我是真心羨慕的。

      至于我自己，一背東西就困，那種感覺和煤氣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凍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卻要像開閘一樣往下流，看起來甚不雅。我覺得去啃幾道數(shù)學題倒會好過些。

              （摘選自王小波《思維的樂趣》之《高考經(jīng)歷》）

      80年代的高考：麥家、格非、遲子建、閻連科

      閻連科：上百個考生，無一人知道中國都有什么大學

      離高考還有四天。因為高中沒有畢業(yè)，只能找出初中課本抓緊復習了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幾里外的一個學校，參加了一次對我來說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緊吃了幾口飯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與命運的老道一樣。

      記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內(nèi)容，但卻記得，高考作文的題目是《我的心飛到了毛主席紀念堂》。在那篇作文里，我寫了我站在自己親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著北京天安門，心里想著毛主席生前的偉大和光榮——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發(fā)了我對偉大領袖的某種浩大的感念和情感。因著自己那時正寫著長篇小說，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寫得很長。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頁四百格的稿紙，每人發(fā)了三頁，而我卻整整寫了五頁。因為稿紙不夠，舉手向老師索要，監(jiān)考老師大為震驚，走過來看我滿紙工整，一筆一畫，在別人兩頁都還沒有寫完時，我的第三頁已經(jīng)寫滿。于是，監(jiān)考老師就在考場上舉著我的作文，大聲說，像這個同學能寫這么長的作文，字又認真，句子順暢，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學的。希望別的同學，寫作文都要向我學習。我不知道當時的監(jiān)考老師是來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話，讓所有考生在那一瞬之間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然而那年，我沒有考上大學。

      我們?nèi)h，無一人考上大學。只有偶或幾個，考上了當?shù)貛煂！６宜诘目紙?，上百考生，連考上中專的也難求一個。

      這集體的落榜，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集體去報考志愿那天，上百個考生，無一人知道，中國都有什么大學，省里都有什么大學，洛陽都有什么學校。問負責填報志愿的老師，志愿應該寫到哪個學校，老師說，你們隨便填嘛。

      問：“隨便也得寫個學校名啊?！?

      老師說：“北京大學和河南大學都行?！?

      問：“北京大學在北京，河南大學在哪兒？”

      老師說：“可能在鄭州?！保▽嶋H在開封）

      大家都意識到了，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國人民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隨后，所有的同學都把志愿寫成了北京大學。我也一樣。當然，結局是無一錄取，命運決然地公正。

      接下來，和我同考場的許多同學，都在次年進行了復讀復考。而我，沒有復讀，沒有復考，我在家寫我的小說，到了年底，便懷揣著一種逃離土地的夢想當兵去了。

       后來，有位領導聽說我愛寫小說，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攜我時，我急急地寫信并打長途電話，讓我哥哥把我用幾年時間寫的三十萬字的長篇寄給我時，我哥卻在來日回我的長途電話里，傷心地告訴我說，弟呀，你當兵走了之后，母親每天燒飯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寫的小說當作燒火的引子，幾頁幾頁地點著燒了。

      我問：“全都燒了？”

      哥說：“差不多全都燒了?！?

               （摘選自閻連科《我的父輩》之《高考》）

      麥家：為什么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高中大家都在發(fā)奮讀書，我雖然也發(fā)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于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shù)高出不多，屬于險勝。

      為什么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后面兩天我都在發(fā)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麥家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shù)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 初定的調(diào)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于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yī)院作體檢后，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劃了調(diào)檔錢，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醫(y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yī)院里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我了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視，養(yǎng)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愿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shù)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后來當首長獲悉我數(shù)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鐘后，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jiān)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象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y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fā)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摘選自麥家《非虛構的我》之《八大時間》）

      格非：讓舉人見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個鎮(zhèn)江地區(qū)舉行了一次據(jù)稱難度超過高考的模擬考試?？荚嚱Y束后不久，我在校園里碰到了教導處的羅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嚇了一跳。

      “你的身體似乎不太好，”他說，“我已經(jīng)注意你很久了，要補充營養(yǎng)，麥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書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覺。你想想看，高考雖說很難，但整個鎮(zhèn)江市成千上萬的考生，總不至于只錄取兩個人吧？”

      他見我仍然站在那里發(fā)愣，就干脆對我說：“這次模擬考試，你是鎮(zhèn)江地區(qū)的第二名……”
      
                80年代的鎮(zhèn)江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羅主任的吩咐蒙頭大睡起來，這一睡可不要緊，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來了?？荚嚽耙惶斓耐砩?，我的體溫升到了攝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醫(yī)看病，而去發(fā)電廠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動了。寢室里亂哄哄的，彌漫著汗臭和麥乳精的氣味，考生的父母們正在給他們的兒子做最后的戰(zhàn)前動員。我看見鄰床的一個考生，只穿著一條三角短褲，像個拳擊手那樣向空中揮動著拳頭，嘴里念念有詞：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場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她讓我去學藝的那個木匠師傅。我不再憎惡他了。當個木匠似乎也沒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場了，我的每一根神經(jīng)都已經(jīng)斷掉了。

      大約十一點鐘的時候，羅主任來到了我的床邊，他把校醫(yī)也叫來了。他說養(yǎng)兵千日，用在一時，他說不到長城非好漢，他說自古無場外的舉人……我說讓舉人見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這可不能由你說了算，”羅主任嚴厲地說，“你的父母不在身邊，現(xiàn)在得聽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燒不退，我也不會逼你……”

      他讓校醫(yī)給我往靜脈里推射了一針葡萄糖，又讓人將我架到他的家中，逼著我當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現(xiàn)在，我已無法回憶起這個夜晚是如何度過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進考場的。我只記得，當我從考場回到學校，羅主任正在門前生煤球爐，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對我說：“如果你想放棄高考，現(xiàn)在仍然來得及。”

       隨后，我們都笑了起來。

                       （摘選自格非《博爾赫斯的面孔》之《當木匠，還是上大學？》）

      遲子建：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寫 跑題了

      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寫跑題了，只考上了大興安嶺師范?？茖W校，學中文。因為課業(yè)不緊，我有充足的時間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開。學校面對山巒草灘，自然風景壯美。我寫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觀察日記，這應該算是最早的文學訓練了。開始嘗試寫小說，是1983年。我運氣不錯，只投過幾篇稿子，《北方文學》的編輯就開始與我聯(lián)系，從而走上文壇。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極村童話》，就是在大興安嶺師范畢業(yè)前夕創(chuàng)作的，那是1984年。

                  （摘選自《江南》雜志訪談遲子建《人生就是悲涼與歡欣》）

      
                     遲子建

      90年代的高考：阿乙、袁凌、文珍

      阿乙：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豬心，喝了多少補腦汁

      我高考分數(shù)只到省專檔。只有三所學校。另外兩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業(yè)，預估招生分數(shù)比本科線高，我只能去讀本省的公安專科學校。我從來沒有做過讀警校的準備。我也不覺得自己適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經(jīng)厭煩學習了，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豬心，喝了多少補腦汁，還得了神經(jīng)衰弱，我已經(jīng)徹底厭倦學習了。出于對復讀的恐懼，我去讀了警校，并且在畢業(yè)以后做了五年警察。我現(xiàn)在倒不后悔這一段經(jīng)歷，因為寫作的大部分資源就是這一段時間積累的。

      從考上大學的18歲開始，我一直不怎么學習，直到26歲，有一個朋友批評了我，或者直接說他譏諷了我，我才手不釋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時候生活得很激烈。讀書的時候讀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馬，就是在平地上走，頭也是點來點去的。

                 （摘選自《中華讀書報》訪談阿乙《一個作家的權力在于他的作品》）

      袁凌：我可以辜負自己，我辜負不起父母

      我的噩夢都重現(xiàn)當年的高考情景。在那些依稀的夢里，我為象牙塔的一紙通行證折磨得體無完膚，老是顧此失彼，原本應該考好的考不好，甚至連自己最為擅長的作文都走題。那是一段多么不堪回首的時光，夾雜了太多的傷疼，被七月灼傷的疼痛。

      1997年，我第二次走進高考場。內(nèi)寒外熱，我感覺自己的肩上千鈞壓來。我怎么能輕裝上陣？來自鄉(xiāng)村的孩子，面對的不僅是個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那個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我可以辜負自己，我辜負不起父母。在這千軍萬馬的獨木橋上，我注定只能成為高歌的勝利者，而不能成為哀嚎的失敗者。
      
                  袁凌在家鄉(xiāng)

      在等待分發(fā)試卷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恍惚里是一會是父母那在丘陵皺褶深處的黃土地上躬耕的勞作身影，一會是夢寐以求的大學象牙塔，二者交相疊現(xiàn)。 試卷在手，我拋棄一切的私心雜念，沉入第一場語文考試。 語文，歷來是我的長項，洋洋灑灑，一路刺殺下來，順暢得如同一次小小模擬考 。尤其是寫作文題，我一氣呵成，論辯清晰，文采飛揚，字跡俊秀。那一刻，通體舒泰，有些飄飄然，很多的擔憂一瞬即逝。掃視周邊的考生，發(fā)現(xiàn)他們個個神色慌張，汗水細密，有些甚至連頭發(fā)都濕透了。我心想，今年的語文沒這么難吧。不敢大意，我抓緊最后的十五分鐘，又全部檢查了一遍，感覺還是那么的美妙。沒十足把握的，檢查的時候要肯定第一感覺。這是我歷次模擬考的經(jīng)驗，因此我?guī)缀鯖]動，等到時間一到，就離開了教室。

                         （摘選自袁凌博客文章《十年一覺高考夢》）

      文珍：也許是上天的安排，讓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我讀書蠻早，17歲上的大學。覺得一定會考上，因為考過年級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志愿填得也不好。99年那年正好復旦是“3+1”，北大清華都是“3+2”——那幾年廣東曾經(jīng)采用這種特殊考制。

      像我這樣的懶人，覺得少考一門總歸是好事，覺得復旦“3+1”是天意，太適合我了。而且對我影響很大的高中物理老師，是文革前的復旦物理系高材生，身上有一種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課，是讓我從中不溜變成年級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兒也在我前一年考上復旦大學物理系，是那年深圳的狀元。

      種種命運的暗示之下，我就選了復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想，所有人心往一處想結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選了“3+1”，“3+2”的學校競爭反而沒有那么慘烈。

      那年復旦平均錄取線比北大要高，我總分差4分沒過線。而且那年復旦理科生的成績據(jù)說比文科好，廣東省總計招60個，比例應該20個文科生，40個理科生，但那年只招了8個文科生——名額都勻給理科生了。后來還在報紙上看到，8個文科生中的一個還出國了……

      那個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沒有想到會考不上，但學校里有人收到復旦的錄取通知書了，自己一直沒收到，好像也沒有很強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電影，每天去市圖書館。到八月中下旬，都快開學了，終于收到中大的了，還是意想不到的金融系——我的第二志愿第一欄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學，完全抄我同桌的。

      沒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系厲害，先調(diào)檔，當時系里的招生老師大概急于找一個編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檔案就很高興。就這樣陰差陽錯讀了四年金融。那幾年里，我?guī)缀跏菢O為緩慢地接受這個現(xiàn)實，也在BBS寫了很多東西。也許是上天的安排，讓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摘選自2017年11月3日在上海萬象城言幾又書店，文珍、張新穎、顏維琦、吳越對談實錄）
                                編輯：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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